第七十五章轻徭薄赋

第七十五章轻徭薄赋    且不说，万历、天启、崇祯三朝，加征三饷，尤其是辽饷，贯穿三朝，成了惯例。
　　
　　    而辽饷有多少？最多时不过九厘。
　　
　　    一两等于十钱，一钱等于十分，一分等于十厘。
　　
　　    换句话说，一两白银等于一千厘。
　　
　　    明朝涉及最大的辽饷，其实不过是每亩多加了九文钱罢了，换成粮食不过数斤。
　　
　　    但要知道，张居正时期的一条鞭法，早已将所有的赋役完全合并在一起，全国农夫也就只有一种税。
　　
　　    而辽饷的征派，是朝廷自己打自己脸，失信于民，自然而然一开始就歪了。
　　
　　    征税而不反腐，则让加派沦为贪官所用，百姓被鱼肉，再加上天灾人祸，造反也就不稀奇了。
　　
　　    幕府时代则塑定了新规，土地的上中下之分，不再是按地亩来划土地的肥劣，而是按照省来划定。
　　
　　    迁都北京后，户部塑造新规，将天下省份定为三等。
　　
　　    一等每亩纳钱三分，二等两分，三等一分。
　　
　　    第三等每亩只纳十文钱。
　　
　　    以湖广二省、江南三省、广东、浙江、山东、河南、河北、四川等十一省为腹心省份，平原较多，故为第一等，纳银三分（三十文）。
　　
　　    二等为中等之地，如福建、山西、陕西、顺天府寥寥数地，纳银两分。
　　
　　    而第三等为贫瘠之省，则是广西、云南、贵州、甘肃、绥远五省，朝廷最大的希望就是他们能自给自足。
　　
　　    纳银一分，十文钱，看上去也是个大负担。
　　
　　    相较于洪武时期的三十税一，已经算是数倍了。
　　
　　    虽然说不计土地肥瘦，只按照接身份来征税，有些太冷血，但考虑到此时的行政效率，程序越复杂，越容易给人钻空子。
　　
　　    傻瓜式的方法最合适不过。
　　
　　    除了税率外，与前朝最大不同在于，绍武朝廷彻底甩开了祖制。
　　
　　    没有了祖制的包袱，就能甩开膀子对于所有土地进行征税。
　　
　　    没错，朱元璋心疼百姓赋税重，所以规定全国赋税额度不变，每年只征三千万左右。
　　
　　    例如，某府规定赋税一百万石，当时有十万人承担，而过了两百多年后，人口土地增加数倍，赋税平摊下反而更低了。
　　
　　    而这就形成了财政危机，时境过迁，面对的状况不同，开支自然就不同。
　　
　　    而如今，在幕府然后行使在江南，再扩充到北方后，朝廷不再管什么祖制，对于所有的土地进行征税。
　　
　　    如此一来，就和历史上的满清一样，赋税大增。
　　
　　    保守估计，如果南北同时缴税，朝廷光是田赋，就能征收三千万块银圆。
　　
　　    加上商税，突破四千万只是等闲。
　　
　　    这还是免除三饷的结果。
　　
　　    “丁赋合一后，又修养生息了三载，即使亩征三分，百姓也能承受住。”
　　
　　    赵舒轻声说出了一个不怎么合乎规矩的话，但却是实情。
　　
　　    “只消整顿官场，这等赋税，便不足为患。”
　　
　　    “朝廷正在征战，不宜出乱，过一阵再说吧。”
　　
　　    皇帝微微摇头，露出无奈之色。
　　
　　    攘外必先安内，国内此时不能乱，有贪官在位，总比什么都没有强。
　　
　　    远处，烈日当头下，数不清的民夫推攘着车马，艰难地向前行进，更是有许多独轮车，板车，也在队伍中占据极大的比例。
　　
　　    相较于牲畜，青壮是最廉价的。
　　
　　    “歇息，准备吃饭——”
　　
　　    饭点一到，民夫们就坐在路边的树荫下，接受着分发的吃食。
　　
　　    四个拳头大小的粗粮馒头，一大碗稀粥就咸菜，含有盐的凉茶，也一桶桶的摆上，随意饮用。
　　
　　    至于那些牲畜，吃着掺和着豆子，豆渣的草料，哼哧不止，盐水畅饮，让人羡慕坏了。
　　
　　    一刻钟的时间，所有的东西都进了肚子，勉强饱餐一顿的民夫们，意犹未尽地进行开始了劳碌行途。
　　
　　    “陛下，从北京至天津，虽然有河流通畅，但如今天干物燥，水运不足，人力还是占据多数。”
　　
　　    “一石粮从北京抵达天津，路上也得耗费半石的成本。”
　　
　　    “三十万民夫、牲畜，一月所食约七十万石，损耗什么的也没算上……”
　　
　　    对于钱财损耗，赵舒可谓是张口就来，他对于此，已然是背的滚瓜烂熟。
　　
　　    “花钱如流水呀。”皇帝叹道：“若非徭役，而是纯雇佣，那得是多少钱财？”
　　
　　    感慨一句后，朱谊汐就闭口不言。
　　
　　    对于普通百姓们来说，赋税和徭役，是一生中逃不过的门槛。
　　
　　    如果是苛捐杂税，卖田卖地，卖儿卖女，总能将就着坚持几年。
　　
　　    而如果是徭役，那几乎眨眼间就破了家门。
　　
　　    徭役之苦，甚于重税。
　　
　　    最明显的例子，就是秦、隋二朝，大规模的徭役，每征调一个青壮，就是破了一家门户。
　　
　　    秦朝巅峰时期，人口三千万左右，阿房宫、陵墓，就征发七十万人，筑长城、开灵渠、修驰道、戍边塞等兵役徭役加一起，全国同时有三百万青壮离开了家乡服役。
　　
　　    扣除老弱病残，服役人数占据青年劳动力五成，生产力破坏，赋税沉重，怎能不造反？
　　
　　    而如果仅仅是征税，如明朝这般，万历至崇祯，总算能多坚持几十年。
　　
　　    “徭役之害，更甚至杂税——”
　　
　　    呢喃了一句，朱谊汐就止住了口，然后骑上马，离开了此地。
　　
　　    他到底是心怀不忍，索性就眼不见为净吧！
　　
　　    由于是战争期间，为更好的面对复杂的战况，皇帝回到了北京城。
　　
　　    内阁贯彻落实皇帝的爱民之心，对于徭役进行了明确规定：
　　
　　    凡地方徭役，须用于农闲时分，县征发劳作最多为二十天，且须管饭食，不得逾越县境。
　　
　　    若是及府内，则减半之。
　　
　　    除此之外，对于征发徭役的标准，也做出了详细规定。
　　
　　    在年龄上，从十六岁提高到了二十，最高从六十，减至五十。
　　
　　    另有三大不役，独子不役，身残不役，孤寡不役。
　　
　　    若是不愿，也可以雇佣符合条件的青壮服役，但要缴纳代役钱。
　　
　　    条件变得宽松，这肯定会使得服徭役的人数锐减。
　　
　　    “轻徭薄赋，不外如是。”
　　
　　    皇帝微微自得：“若是徭役不足，地方也可雇佣闲散用之，省得麻烦穷苦人。”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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